对于我在台北市开车的事情，在我们家中，不太赞成的有八个人，热切盼望的只有一个，我们一共是九个成人的家庭。当然，如果我自己不发心买车，那九个人就想法一致了。这几年来，海外的日子虽然过下来了，房子总觉得大到没有人气。一到夜间，阳光退去，黑暗里总有奇异的声音在一个角落里轻轻的响。有时候天气不好，海 就如巨兽般的绕住房子怒吼。这种夜晚，我必是不能再睡，悄悄开了车房的门，将汽车倒出来，跑到高速公路上去慢慢的驶到天亮。再回家的时候，心中便很舒坦了。所以说，相依为命的东西，一直是那匹马。我的白马。回到台湾来之后，发觉我突然属于许多人。这当然增加了说话的对象，也缩减了长长的光 ，可是我的情况仍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人或物是完全属于我的。这一回，难道唯一的马也没有了吗？坚持要一匹马，而且它必须是白色的。白马是一辆喜美，报纸上找到它的，要它的人相当的多。它先前的主人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孩子。我恳求这一位老主人——这匹马和我一见钟情，请让我来驯养它吧。那个女孩子依依不舍的将它过给了我。马来我家的时候，是下午五点，我跟着它跑进了台北最混乱的交通时刻里去，一直跑到深夜十二点半才回家。台北是这么美丽的城市，尤其在落着微雨的深夜。以前不认识它，因为马和我没有在这里共同生活过。于是，我属于了一匹马，彼此驯养着。那时候，我还没有搬到 明山的学校宿舍中去住，我常常藉着种种的理由，将我的父母手足和下一代的孩子们装进白马里，一同出去跑路。这件事情就有如请亲人来我自己的家中坐坐一样，他们进车来，我便开车招待他们，心中十分欣慰。开车的时候，不太镇静的弟弟总是忍不住大叫，这件事情使我有些抱歉。他们很怕。事实上我自己也是心虚的，每次在街上一看见警察，就会煞车，口里也会轻轻的喊出来。“一个警察！”“警察总是有的，叫什么嘛！”坐在旁边的人总是奇怪。“怕他捉我，不如先慢下来，表示我没有逃走的意念。”“为什么要抓你？”“就是不知道呀！不知道做了什么就更怕了，想想看，随时随地会被抓。”“可是你没有犯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犯规，才那么紧张的。”这么一说，将同座的人也 成怕警察了，坐一趟车大家都很费力。当我住在西班牙那个海岛上的时候，小城的交通也到了 和点，停车当然是极大的难题。只因为警察们心肠软，我常常派他们看守我随便停着的车，自己跑去快速的办事，办好出来，不但没有被罚，反而有人吹哨子将交通挡住，让我上路。在那边，警察是一群卡通片里的熊，碰到他们，总是喜剧——华德狄斯奈的那种。台北是不是卡通片？我猜不是。那天夜里，我的弟弟和他们的小女儿回到父母家中来探望之后，要回家去了。我当然热心的要送他们。彼此客气了一会儿之后，我们上车了。“你就穿这个样子跑出去啦？”弟弟问我。我的百慕达式牛仔 是旧的长剪成一半的，没有 边，上身一件软得如同豆腐皮一般的恤衫，并没有穿袜子，踏着一双带子断了的白球鞋。 发分叉盘在头顶，一丛芦花也似的。当然，这个样子是不好看，可是只是坐在车内开一趟，十多分钟便又回来，谁会看得见呢？更何况天也是黑黑的，还下着雨。送完了弟弟全家，彼此有礼貌的挥手晚安了一大场，我快快乐乐的往仁爱路财神酒店的方向开，要绕过圆环到敦化南路去。那时候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和行人了，雨地的反光将都市衬得更加凉快而空寂。进入圆环之前，看到一盏红灯，接着看见不远处又是一盏红灯。我想了一下；好，开到远的红灯停下来就对了，那一盏对左转的人是要的。四周看不到一辆车，我慢慢的过去了，收音机里正在放“环游世界八十天”的曲子。正在漫游呢，一辆车子飞也似的由黑暗中向我直冲而来，鬼魅也似的突然出现在我左前方，我吓住了，一个紧急煞车——那辆车里，居然全是警察。“小姐，你闯红灯了！”“真的？”我伸出头去大喊了一句，不信似的。“是闯了嘛！”对嘛，原来是闯了嘛！对啦！我的心扑扑的狂跳起来，脸一下全热了。四周突然好安静。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们开到边上去说话好不好？”我赶紧说。我不敢快开，怕警察误会我想逃。我慢慢的开，开出了圆环停在一排高楼大厦冷冷黑黑的边上。没有什么办法了，这批警察不说西班牙话，我不知怎么对付他们。我只有穿着那条有 苏的牛仔，慢 的挨下了车。服装先就代表了身分，这种样子警察不喜欢的。“驾照借看一下。”一个警察上来了，口气平淡。我太紧张了，拿错了，出来的是一张保险卡。“我——才开没有几天，不太明白台湾的交通规则。而且，也没有开过圆环的街道，我以为前面这盏红灯才是给我的——”我  着手，将十指扭来扭去，不自在极了。“不懂交通规则怎么开车呢？”警察将我给他的保险卡翻来覆去的看，我发觉拿错了，赶紧又递上去一张，结果却是行车执照。我的驾照呢？“是真的，不是说谎，实在不太懂台北的灯，请你了解，我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虽然做错了，绝对不是故意的——”警察先生看了我一眼，这时候我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散了一撮，一半就被风吹到脸上来，更不讨人喜欢了。你说不说西班牙文？求求你。警察瘦瘦的，一口白牙在夜里闪烁。他不是熊，是一种狼——台北市之夜狼。好！要说的话已经说过了，我还站着，狼坐在车子里，狼也在我面前，等吧！没有希望逃了。“请您原谅我，给我改过的机会，这是第一次，以后绝对不再错了——”我的声音怎么好像生病了。警察又看了我一眼。谁叫你随随便便就出门了，什么怪样子来给警察看到，我恨死自己了。“请你不要罚我——”“不是要罚你，这是你自己的安全，要当心的呀！”“那你罚不罚？”他也不说到底要将我怎么样，微微一笑，将我的什么证都还给了我，还了以后并没有再掏出笔来写字。他的笔掉了？没有罚单好写了？“以后要当心哦！”警察说。大概是可以走了，在全车的狼没有后悔之前赶快走。这一场吓之后，我不认识方向了，不知道要怎么走。四周没有什么行人，我只有再跑上去问警察：“现在我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要怎么走？”警察指了一条大路要我走，我腿软软的跑去开车，头也不太敢回。那一次之后，我得到了一个证明：狼的牙齿虽然很白，而且来去如风，可是它们不一定撕咬人。黄卡其布做的那种除了颜色吓人之外，其实是不错的。“小姐你讲这种话实在很不公平，我们受警察的气不是一天了，凭你一次的接触，怎么说他们是讲理的？交通警察只有我们计程车最明白——”“你不犯规他会抓你？”“抓是没有错，抓的时候就没有商量了。”“你自己被抓的时候是不是也死样怪气的呢？”“倒楣啦！给他罚还会好脸色给他看？”其实，跟计程车司机先生们说话是十二分有趣的，他们在某方面识人多，见到的社会现象也广，长长的路程一路说话，往往下车时都成了朋友，我喜欢跟他们接触。当我的白马进医院去住院看内科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坐计程车。这一回因为讲到警察，彼此不大谈得拢，最后的结论是警察只有一个讲理的，就是那天晚上被我碰到的那一个。司机说他相信我没有说不老实的话。可是，如果那天晚上他罚了我，难道便是不讲理的吗？“你不要太大意哦！我那天开车，有一个斑马线上的人要过不过的，我给他搞得烦了，开过去也没 死他，警察竟然跑上来罚我钱，还抓我去上课，班都不能上了。”女友阿珠长得比我美，汽车比我大，居然也被交通警察收去了，没有放她。活该，人又不是饺子皮，怎么能去的？太大胆了。应该多上几堂课再放出来。“什么活该？你怎么跟警察那么好？”我嘻嘻的笑，觉得台北市的人相当有趣。阿珠的先生是交通记者，自己太太被罚，居然救不出来，真好。说来说去，不觉开车已经快一个月了。一般来说，我的行车路线是固定的，由家中上明山，由明山回父母家，平 有事在学校，周末回来省视父母请安，便是此次回台对生活的安排，并不跑。当然，我一向也只会走民权东路、圆山、士林那几条路，别的就不大会。听说外双溪自强隧道内有时候会有奇幻的影像出现。例如说明明看见一个小孩躺在隧道地上，开车的人停车探看，就不见了。又说有一个漂亮的小姐招手要上车，上了车过完隧道也消失了。当然，这都是计程车司机先生们说出来娱乐我的事情。自从知道这些故事之后，我便想改道了，有次下山回家特意开过隧道，经过大直，转松江路回去。隧道里没有小孩和女人，什么都没有。还好。松江路上车水马龙，很多地方不许左转，等到有一条大街可以左转时，红灯又亮了，红灯亮了我正好从窗口买一串玉兰花。红灯灭了，绿灯亮得好清 ，我便一打方向盘，转了过去。奇怪，台北市怎么居然有的地方一排同时挂着五个红绿灯的，不嫌多吗？眼花 的有什么好。转过去了，警哨划破长空，我本能的煞了车，眼前居然是一个警察在挥手。我连忙回头去看，身后没有车跟上来，心里有些孤单。不好了，难道是我吗？买了路边的玉兰花有什么错？又不是警察家的。“请问是吹我吗？有什么事？”我打开车窗来问。警察叫我靠边停，许多路人开始看我，路边不远就是一个洗车站，我假装并没有什么脸红，假装自己是心血来 要去洗车，慢慢的停下来了。那个警察咬住哨子的牙齿又是雪亮的，不过不太尖。“没有看左转灯，抢先转道。驾照借看一下。”他说这句话，正好应了钟晓的小说名字——“停车暂借问”以前总要念错的书名，这一回脑子里一顺就出来了。警察来了，居然有闲联想到晓身上去，自己竟是笑出来了，一面笑一面下车，这回是罚定了。“你要罚我罗，对不对？”“驾照呢？”我双手递上去，那串花拍一下落到地上去了。我蹲下去捡花，站起来的时候风刮过来了，脸上的红也就吹掉了。“警察先生，你的红灯很特别，怎么有五个的？我挑了一个绿的看，不知道绿灯也不可以转过来，难道红灯才能转吗？请你教教我。”“你来——”警察往前走，走到路中间，众目睽睽之下我也只好跟过去了。“交通量每一个地区都不同，这边车子多，没有左转绿灯就不能走，明白了吗？”“别的路车子也很多，怎么只有三个灯呢？这一回应该不算，给我学习改过的机会，请你原谅我，好不好？”“你不会看灯怎么开车，奇怪呀？”“我是乡下人，这种五灯的东西乡下没有，我刚刚才住到城里来的，请你相信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说谎，在国外我是住在市郊。“那你要去学呀——”“请你不要捉我去上课——”我叫了起来。警察看见我那个样子，抿着嘴笑了笑，居然反过来安慰我：“没有抓你去上课，现在不是已经讲解给你听了吗？明白了吗？”“明白了，可不可以走了？”我没命的点头。“不要罚了哦？”我一面小跑一面不放心的回头问。“下次不要再犯了——”“谢谢你，一定不会了。”上车的时候，心中非常感激那位警察先生，看见手里只有一串香花，很想跑上去送给他，可是又怕路人说我行贿。什么也不敢做，只是坐进车里，斜着头笑了一笑，就走了。两次绝处逢生，对于制服底下的那些人也不再害怕了，交通警察总是站在空气最坏的地方服务，这个职业付出的多，收进去的废气又不健康，看见的脸色大半是坏的，他们实在也有自己的辛酸，毕竟也是血 之躯的人啊！“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北平路一带，我去过，环境不好，宿舍大统舱，外面吃灰淋雨，回到宿舍也不能安静，你以为警察好做吗？不跟你吼就好罗！”柱国弟弟听说警察两次放了我，十分感概的对我说。我愣了一阵，没有说什么话。在台湾，我知道的事不够深入，没有什么见识。好，没过几天，我去了北平路，不是故意的，是在巴黎的时候答应了骞骞给他买裱好金边的宣纸，要去中山北路北平路错的“学校美术社”买了寄出去。天桥底下停 了车，转来转去找不出一个停车的位置，急得不得了。因为时间很紧，我要赶回明山去换衣服上课，眼看车子不能丢，路上都是黄线，四周全是警察地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一次是明知故犯，如果警察来抓，只有认了。一咬牙，我就挡在警车前面停住了车。当然不能理直气壮，总是回头看了一下。就在我车后，一辆红色的警察吊车因为我挡住了一个漆好车号在地上的空位，进不来了。“我是故意的——”我一摔车门就向车后跑去，那儿一个警察也下车了。“你这么停，我怎么办？”他说。我现在知道警察的牙齿为什么全是白的了，他们风吹雨打，皮肤都黑，当然了。我也说不出任何理由来，只是站在他面前，嘻的一笑。“如果你要罚，我就干脆先去买纸头，两分钟，好不好？请你看住车，不要叫别的吊车来拖走了，拜托——”“两分钟就出来，我等你——”吊车就是他嘛！我笑笑，点点头，赶快跑过街去。两分钟不到，买好了一盒纸，付了钱，抱着盒子飞快的穿过街，再跑去站在警察的面前。“咦，你不是三 吗？我是你的读者呀！”他哗一下叫了起来，表情真纯，很教人感动。好家伙，你笑的时候像我弟弟。“谢谢你护车，对不起，我马上要走了。”我不敢多跟他讲话。跟警察扯自己的书也是不好的，他是我的读者，更不敢提醒他罚不罚了，还是赶快走，趁他没有要抓我之前就走掉，这样他的心里便不会有矛盾了。我规规矩矩的把车开出去，回头笑了一笑。经过忠孝东路两排高楼大厦的深谷，交通挤成麦芽糖似的扭成一团。看看那些争先恐后抢道争先的车队，我笑了起来，将玻璃窗摇上，免得 进太多废气。收音机里播音员说要放一条歌，李珇菁唱的：“到底爱我不爱”然后，歌声飘了出来——。躲开一部上来的大巴士，闪掉一辆硬挤过来的计程车，我在汹涌的车里不能 身。快线道上什么时候来了一辆卖馒头的脚踏车，那个路人为什么在跨越安全岛？这一群七八糟的人啊，都和我长着一样的脸孔。台北，台北，如果你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我怎么回答？想到这儿，酸楚和幸福的感觉同时涌了上来，滋味很复杂。十字路口到了，那儿站着的，明显的两个卡其制服的黄警察。一定去海边就是那样的，回来不过二十四天，棕色的皮肤开始慢慢褪 ，阳光一下子已是遥远的事情了。总不能就那样晒太阳过一辈子呀，毕竟夏天是要过去的。回台的那天，胃痛得钝钝的，并不太尖锐。就是在松江路和长 路的会口，开车开到一半，绿灯转成了红灯，想冲过去，松江路那边的车队却无视于卡在路中间的我，狼群一样的噬上来。拦 切上来的一辆计程车好似要将人劈成两半似的往我的车右侧杀过来，那一刹间，我缓缓的闭上了眼睛。那是这三个月中第一次又在台北开车。很累，累得想睡觉，狂鸣的喇叭非常遥远而不真实，比梦境里的一切还要来得朦胧，后来，前面绿灯亮了，本能的往前开，要去南京东路的，后来发觉人在松山机场，也不知这是怎么开去的，一切都是机械 的反应。父母家的光灯总也开得惨白白的，电视机不肯停，橄榄绿的沙发使人觉得眼皮沉涩，母亲除了永无宁的叫人吃吃吃之外，好似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表达她的爱。菜总是丰盛，眼睛是的，四周永远有人和声音，餐厅里那张土黄的地毯是闷热黄昏午睡时醒来的沉，在温水里慢慢溺死的那种闷。学校是好的，有风没风的日子，都是清朗，大学生的脸，就不是那张地毯的样子。吃便当，也是好的，简单而安静，如果不吃，也没有关系，因为母亲的爱和它真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于是，教课之前，去吃一个冰淇淋，它冷，不复杂，一个小小的冰淇淋，也是因为它简单。世界上的事情，周而复始的轮转着，这有它的一份安然，倦淡的祥和，还有凡事意料得到的安全。慢读《红楼梦》，慢慢的看，当心的看，仍是新又新，第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梦，怎么不能醒呢？也许，它是生活里唯一的惊喜和 幻，这一点，又使人有些不安；那本书，拿在手中，是活的，灵魂附进去的活，老觉得它在手里动来动去，鬼魅一般美，刀片轻轻割肤的微痛，很轻。网球拍在书架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斜斜的搁着，溜冰鞋不知道在哪里，脚踏车听说在弟弟家的阳台上风吹雨打，下飞机时的那双红球鞋回家后就不见了；它走掉了。总是过着不见天的生活，夜里是灯和梦，白天，不大存在，阳光其实一样照着，只是被冷气和四面墙取代了。书本，又回来了，还有格子格子和一切四四方方的东西，包括那个便当，都是大盒子里的小盒子；摩登便当的里面又有小格子，很周到的。才过了六天这样的日子，也是为了盒子去的杂货店，买方方的火柴盒和烟，出来的时候，看见卷着卖的草席子，很 糙的那种，闻到了枯草的气味，它卷着，不是方的，一动心，买了下来，五十块台币，一张平平的东西，心里很欢喜，软软的可以卷来卷去。这种草席给人的联想是用来盖突然死掉的人的。几次见到它的用途，两次是车祸现场，人被席子盖着，两只脚在外面，大半掉了一只鞋，赤脚 在草席的外面，没有什么血迹之类的现场，只那出来的光脚静静的朝天竖着。还有一次在海边，野柳那边，溺死的人，也是席子下面看不见，好像死的人都会变成很长，盖住了脸总是盖不住脚。买下草席，卷放在车子后厢，买了它以后，总是当心的穿上一双紧紧的白袜子，很怕光脚。就是因为那条席子，一个星期天，开去了淡水。不，我不去翡翠湾，那儿太时髦了，时髦没有什么不好，时髦和太阳伞汽艇比较能够联上关系，我和我的草席，去的是乡镇小调的沙仑海滩。没有什么游泳衣，在加纳利群岛，海滩上的男女老幼和狗，在阳光下都不穿任何衣服——大自然对大自然。连手提收音机也不许带的，海滩只许有海和风的声音，不然，警察要来抓的——如果你放人造音乐和穿衣服。沙仑的人美，大半接近乡土，穿着短，在玩水，头上总也一把小花伞和帽子，没有几个人穿比基尼。可是我最尽心的，也只有一件灰蓝色的比基尼，旧了，布很少，已经七年没有穿了，在大西洋那个久居的岛上，这几块布，也是不用的。这一回，带了回来，才突然觉得它仍然很小，小到海滩上的人，善意的回避了眼光。后来，便不去沙仑了，仍爱那儿辽阔的沙滩和穿了许多布的同胞。又经过长路和松江路，总是午后六点半左右交通最 住的时候，走到半途而绿灯快速变成红灯，很不好意思挡住了河一般的来车，等到终于开过去时，警察先生吹了哨子，叫我靠边停，我下车，对他说：“身不由主，请您不要罚我，…”警察先生很和气，看了驾照，温和的说：“下次快些过，当机立断，不要犹豫，你好心让人，结果反而挡在中间，知道了吗？”总是让人的，可是人不让我，就变成挡路鬼了，而且总在同样的地方出现。不能了，想念大海几成乡愁，不要挤了，我有一条草席，可以带了到海边，也不沙仑了，去没有人的地方，一个星期一次，不去任何海水浴场了。第二次去郊外，发现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看看地图，是沿海的，一直开下去，房子少了，稻田来了，红瓦黑墙的台湾老厝零零落落的隐在竹林田野的远处。一直开，一个转弯， 面来了大军车，车上的阿兵哥没命的又喊又叫又挥手，我伸出左手去打招呼，路挤，会车时客气的减速，彼此都有礼让，他们喊，听懂了，在喊：“民爱军，军爱民——小姐，小姐，你哪里去？”就在那一刹间，我的心又一次交给了亲爱的亲爱的土地和同胞。海，在会车那一个转弯的地方，突然出现了，没有防波堤的海岸，白滚滚而来，风，是凉的，左手边的青山里仍然隐着红瓦的老房子，竹竿上风吹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没有人迹，有衣服，也就有了生活的说明。阳光下淡淡的愁、寂和安详。岁月，在台北市只一小时半的车程外，就放慢了脚踪。那条路，又亮又平又曲折，海不离开它，它不离开海，而海边的稻田，怎么吹也吹不枯黄呢？那份夏末初秋的绿，仍然如同春日一般的寂寞。红和绿，在我，都是寂寞的颜色，只因那份鲜 往往人们对它总也漠然。沿着路挤着碎石子的边道停了车，不能坐在一个方盒子里，车子也是方方的。大步向草丛里跨过去，走到卵石遍布的海岸，很大的枯树干在空旷的岸上是枯骨的巨手伸向苍天。阳光明媚，吹来的风仍是凉的，适意的凉，薄荷味的，这儿没有鱼腥——而鱼腥味也是另一种美。看了一会儿的海，呆呆的，有乡愁。海滩上一堆一堆漂流物，其中最多的是单只的破鞋和瓶子，也有烂木块和洗刷得发灰的七八糟的东西。于是，我蹲下来，在这堆宝物里，东翻西拣起来。拣到一只大弹珠，里面有彩的那种，外面已经磨成边的了，也得一付假牙，心中十二分的欢喜。然后，铺平了席子，四边用石头镇住，平躺在它的上面，没有穿袜子。总是不大懂，为什么破鞋老是被人海葬，而它们却又最喜欢再上岸来，看见那一只又一只的鞋子，总悄悄的在问它们——你们的主人曾经是谁，走过什么样的长路才将你们丢了？另外那一只怎么不一起上来呢？那是回台的第九天内第二次去海边，回来时，没有走松江路，心里焕然一新，觉得天地仍是那么辽阔，天好高呀，它不是一个大碗盖，它是无边无涯的苍穹，我的心，也是一样。一定要去海边，常常去，无人的海边，那种只有海防部队守着寂寂的地方。阿兵哥棕黑色的笑脸，是黑人牙膏最好的活动广告——他们是阳光。于是，又去了，去了第三次海边，相隔一天而已，十一天内的第三次，同样的长路，没有游人的地方，连少数几条鱼船，也在路边用稻草和大石头盖着，好似天葬了它们一样。这片绝美的台北近郊，再也不写出地名来，越少人知道越好，不要叫塑胶袋汽水瓶和大呼小叫的人群污染了。让它做它自己吧！有的时候，也曾想，如果《红楼梦》里的那一群人去了海边，就又不对了，他们是该当在大观园里的。那么自己又怎么能同时酷爱大观园又酷爱大海呢？林黛玉说过一句话：“我是为我的心。”我也是为我的心。台北的日子仍是挤着过，很挤，即使不去西门町，它也一样挤，挤不过去了，有一片随时可去的地方，三小时来回就可以漫游的仙境，就在那条不是高速公路通得过的地方。它不会变，除了山区里晒着的衣服变来变去之外，它在时空之外，一个安详的桃花源，而且可以出出进进的，不会再寻无踪。去海的事情，成了自己的习惯。很不忍看到一天到晚生活在四面公寓墙里的家人和手足，尤其是下一代的孩子，星期假，他们懂得的、能做的，是去挤挤嚷嚷的餐馆，全家人吃一顿，然后对自己说：这一个假，总算有了代，对自己，也对孩子。其实，天伦之乐，有时是累人的，因为不大乐，是喧哗、汤汤水水的菜和一大群人，不能说知心的话，不能松驰，只因我的家人是都市中的居民，寸金寸土大都会里的家族，我们忘了四面墙外面的天空，当然，也因为，吃成了习惯。然而举筷时，我仍然相信父母起码是欣慰的；儿孙堂，没有一个远离身边，而且小孩子越生越多，何况又有那么多菜啊！父母的要求不多，对他们，这就是生命的珍宝了，他们一生辛劳，要的真是不多。每在这种聚会时，总有些发愣，觉得父母牺牲得已经没有了其他的能力。一直觉得，三次去海边不带家人同行是不好的行为。说了，弟弟说那么全家都去，三辆车，十七八个男女老幼，大家忙着安排时间。我怕母亲，她第一个想的，必然是这一下，她要带多少饮料、食物加上每一个孙儿孙女的帽子、花伞、防风的衣服、 瓶、 布…她会很紧张的担起大批食物和一切的顾虑，郊游对她就是这种照顾家人的代名词。这只是去数小时的海边呀！母亲的可爱和固执也在这里，将那无边无涯如海一般的母爱，总是实际的用在食物上叫我们“吃下去”我们家的天伦之乐，已很明白了，不肯安静的，很闹，而一片大好江山，便无人静观自得了。我们一家，除了那个二女儿之外，好似离群索居，总是有些不安全而孤单，非得呼朋引伴不可。每当我几天不回家而确实十分自在时，母亲的心，总以为她主观的幸福判断，为我疼痛，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跟电视机共存而不能交谈的家庭团聚，其实在我，才叫十分孤单而寂寞。试了一次，只带弟弟全家四口去海边，车上人了，心里也快活，可是同样的，跟山水的亲近，怎么便消失了，那条寂美的路，也不再是同样的平和、简单又清朗。阳光很好，初生的婴儿怕风，车窗紧闭，只有冷气吹着不自然的风，而我，正跟亲爱的手足在做一次郊游。不喜欢一大群人去海边，回来的车程上，这种排斥的心情，又使自己十分歉然和自责。在海边，连家人都要舍弃，难道对海的爱胜于手足之情吗？原因是，大家一直在车内讲话，又不能强迫他人——不许开口，面向窗外。那才叫奇怪了。有的时候，我又想，别人已经安然足的生活，何苦以自己主观的看法去改变他们呢，这便跟母亲强迫人吃饭又有什么不同？虽然出发点都是好的。昨天，又去了同样的地方，这一回，海边大雨如倾。对我来说，也无风雨也无晴并不十分困难，可是有风有雨的心境，却是更会自然些。常常跟自己说，一定要去海边，那怕是去一会儿也好。这十分奢侈，就如看红楼梦一样的奢侈。孤独是必要的，它也奢侈，在现今的社会形态里。晚上和朋友吃饭，他们抱怨老是找不到我，我说，大半是去了海边吧！“你带我们出——”“不——要。”“为什么？”“不为什么，天下的事，哪有凡事都为什么的？”话说出来举桌哗然。为了所谓的不够朋友，喝下了一大杯酒，照了照杯子，笑笑。去海边，会一直去下去，这终于是一个人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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