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小说网提供黄仁宇著历史小说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最新章节
恶魔小说网
恶魔小说网 武侠小说 言情小说 科幻小说 经典名著 乡村小说 历史小说 灵异小说 伦理小说 校园小说 官场小说 架空小说 穿越小说
小说排行榜 推理小说 都市小说 仙侠小说 竞技小说 网游小说 耽美小说 短篇文学 同人小说 玄幻小说 军事小说 重生小说 全本小说
好看的小说 我和赵姐 哲翼天使 夫妻那事 小城旧情 天香传奇 滛乱圈子 月栖宸宫 征服公公 召唤滛传 综合其它 总裁小说 热门小说
恶魔小说网 > 历史小说 >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作者:黄仁宇 书号:42272  时间:2017/9/29  字数:13817 
上一章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3)    下一章 ( → )
上海

  从柳州到上海的飞行平淡无波。第三方面军的先遣部队包括两名副司令与二十五名军官士兵。我们又运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以备不时之需。9月4午夜后不久,美国C54飞机起飞。由于经度的差异,等我们到达长江三角洲时,天早就大亮了。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从高空俯览,但机底下的景异常熟悉:一片水乡泽国,村落点缀在庞大的溪与运河之间。我们飞抵江湾机场时,C54似乎打算和整齐停在机坪的成排日本战斗机为伍。战斗机机翼与机身上的红太阳,仍然显得恶不祥,威胁感十足。还不到一个月前,这还是忌的画面。一个人只有做恶梦时才看得到这种景象,否则他绝对无法生还,将所见告诉他人。不过,虽然停驻的战斗机让我们激动,但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

  前来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旗。旗子是我们带来的,装了一整箱,准备在各种场合中使用。车队开上南京路,送我们到华懋饭店(译注:即现在之和平饭店)去,套房与房间已帮我们预先准备好了。华懋饭店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豪华的饭店。地毯厚实,窗帘、桌布、单等都是顶尖的材质,家具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镜子随处可见。如果想用餐,我们只要到楼下的餐厅或咖啡厅,点菜单上的菜,再签个名即可。由谁来付账,饭店是由谁管理,我始终无法得知。事实上,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军军官看我们受到妥当照料后,向将军敬个礼就走了。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假释犯人呢?还是我们是他们在政权替时的客人呢?实在难以分辨。

  其后数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日本将军与上校前来会商接管事宜。从他们的态度来看,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们从来不争辩。郑将军和张将军说话时,他们总是专心倾听,然后回以简洁肯定的“知道了”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吗?他们怎么可能对投降屈服表现出如此少的感情?由于记忆犹新,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永远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现在回想起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被击败时,和我们接触的这些军官可能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我们抵达当晚,我溜出饭店到上海市区好好逛了一回。我对上海并非全然陌生,因为在战前曾经来过数次。当时还有以英国为首的各国租界,英国租界从码头区一带开始,日本租界在虹桥区,另有独立的法国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设施和大众运输,连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国带来了包头巾的锡克人和黑牙齿的安南人,负责指挥交通。有时会看到一连英军在静安寺路上行军,配上苏格兰风笛的军乐。上海也是罪恶的城市,酒吧里有水手及女,城里有赛马、赛狗、赌场、黑社会及黑帮老大。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电影都是在上海拍摄,许多书报杂志——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这也是上海充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变后,军全面占领这个国际都会,原先百无忌的欢乐大幅节制。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许多旧店家居然能安渡战争及被占领时期。先施百货还在,永安百货也是。在法国租界霞飞路上的咖啡厅及餐馆内,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厅仍装有吃角子老虎,商店里是商品,没有配给或价格管制的迹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织品、丝织品、烟草和知名的威士忌。还有锡罐装的香烟:三堡牌(ThreeCastles)、绞盘牌(Capstan)、骆驼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Strike的绿色标帜并没有在战争中烟消云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个角落躲了一阵子,在战后以原来的面貌出现在架子上。欣赏完种种商品后,我开始替自己买件睡衣,这时才惊喜异常,因为商店不只愿意接受法币钞票,而且法币的购买价值相当于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营兑换钱币的香烟店里,我很快证实了这个令人狂喜的发现。这家店买卖黄金、美金及法币。我从来没有预期到,任何店家会将我们领到的纸钞视为真正货币。兑换的汇率也对我十分有利,我开始觉得,在飞到上海前在柳州剪头发是多么地愚蠢。如果我延后二十四小时再理头,在柳州花的那笔钱,可以让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转椅上,剪一整年的头发。我在内陆买点心的钱,足以在这里的上好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厅里付的小费,可以在上海吃一顿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卖的两件厚黑呢衬衫,可以让我在这里订做一套羊西装。背袋的钱让我顿时成为富翁。

  正如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指出,在中国内陆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空前的币值差异。(加教授后悔没带现金到上海,无法趁机采购价格便宜到离谱的真丝和绸缎。如果他当时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间饭店。)在特殊情况下,要致富并不难。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象。因此,当时胆小的我乖乖把钱留在背袋里,偶尔拿出一小部分来享乐一番。我并没有把这笔钱换成美金,所以后来货币贬值时吃了亏,幸好贬值速度并不快。只要我还有这笔钱财,我的生活就还算愉快。这种“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钱管理方式并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顶尖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两晚后,我们飞往南京。郑将军负责处理伪政权时代的“伪军”他和部分军官面谈,决定他们的未来。士兵则被国军收,或是转成警力。后来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参与在东北的战事。

  我们在南京时,目睹冈村宁次将军正式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军忙着清理受降典礼的场地,这些士兵维持绝对严谨的纪律。输了大战、帝国体系解体、希望和保证落空、牺牲个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无法构成不服从的借口。他们的军官一点也不失去权威,仍然对士兵大叫“你们这些废物”

  9月9这一天,冈村宁次抵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紧拳头提振士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时表现出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军。

  我们回到上海,刚好赶上过中秋节,放假气氛仍然很热烈。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间间断断的爆竹声。军用吉普车和三轮车都着一种特别的旗帜,设计者沉于自己对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子的四边画上四强的国旗,中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旗最大,其次是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及苏联的镰刀旗。每当美国飞机飞过黄浦江时,所有的船只都鸣笛。有一次,一位美国水手付钱给三轮车司机,请他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水手自己用力踩着踏板,和其他车夫比快。这些水手精力充沛,如果说在美国家庭和健身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身脚踏车,是由其中一名水手所发明,其实也不为过。

  第三方面军总部从华懋饭店搬到前法国租界的一栋公馆,再搬到虹桥前日本海军军营。每搬一次家,我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着降低,相关福利随之减少。上海人从新闻影片中看到盟军的胜利游行,一心期盼中国军队也有类似的表现。委员会看到我们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拿着竹竿和水桶从飞机上走下来,他们的腔热心顿时化为乌有。更不消说,法币魔力消退,让城里的商人不再喜欢我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认为未来一片光明。从军后能够生还,而且视力和四肢完好无缺,就足已是一项成就。我已看够云南的群山和缅甸的丛林,稍微放松一下并不过分。郑将军一定也有同样的念头,他换上平民服装,搬入一间从汉没收来的房子里,偶尔才进办公室一趟。无事可做的我,学会了社舞。上过几堂课后,我穿着新的轧别丁制服,和约会对象到茶会跳舞,有时也去夜总会。我看着乐师拉扯收缩手风琴的风箱,舞池里有一对舞步轻快的年轻人,随着音乐伸展及压缩自己,身体差点横倒在地上,仿佛他们也是乐器的一部分,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他们跳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赏心悦目。还有伦巴及森巴的音乐。乐师转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乐器,发出沙沙的响声。舞池里的男男女女全都随着音乐摆。这些舞步对我而言太过前卫,所以我敬而远之。我只让自己跳狐步和华尔兹,也就是最基本的舞步。在成都时,我们练过单杠和鞍马,因此我自认运动细胞还不错。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对我说实话,直接对我说:“为什么你要用力推我?把我当成手推车吗?”

  我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安的。我常带她去夜总会,我错节拍时,她就会抓着我的手,表示要暂停一下。她稍微停顿后说:“来,再试一次。”放松后果然合上节拍。

  我告诉她许多军旅经验,但略过在云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发表长篇大论时,她静静听着,我讲完时她会说:“这已成过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恼,原以为她会更热衷一些。

  更烦人的是,战争可能尚未结束。中国可能卷入新的战事,也就是国民和共产间的内战。每天点点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们最害怕的事:紧接抗战而来的内战,似乎无可避免。华北爆发零星的战事,但真正的麻烦在东北。苏联阻挡国民军队进入东北,但共产军队却以步行和破烂的车队急速抢进。众所皆知,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战事,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战争蹂躏得差不多了。我想到我在共产的朋友,不知他们此刻做何感想。但是,如果牵扯到苏联,而东北也即将不保,我们就别无选择。处境之悲惨,莫此为甚。

  我对倾心的女孩讲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透过与她的谈话来解决个人的困境。我说,希望能待在军队中,最后成为将官,见识世面,就像她父亲一样。我说我还不够格当指挥官,我可以有将军的思考方式,但怀疑自己行动上做不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并不难,叫他人去送死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一名上校曾经形容的“将他们送到敌军的口”衡量种种因素后,我还是考虑去当军事理论家或军事史家。她静静听着,不发一语。有一次,我说到自己可能试着退役。这次她回以:“退役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过明快。我原先以为会听到更温和的建议,比如说从军这么多年,思考下一步时应该更谨慎等等。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着说:“就退役吧,不要光说不练。”

  问题是,我无处可去。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想出国留学,中国政府却限制学生护照的数量,只发给大学毕业后出国念硕士的人。除奖助学金外,教育部还举办竞争烈的考试,让出国念书的人取得个人贷款。市场的汇率是两千法币兑换一美元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可以到指定银行以二十法币换一美元。贷款是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资金都由政府出资,作为补贴。他们甚至还设立一个类别,给在战争最后两年被政府征召当军队翻译官的大学生。像我这样在军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没有机会。

  “你知道原因何在吗?”安问我。

  我摇摇头。

  她解释,国民并没有宪政基础,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大学生却可以借游行、绝食抗议、散发传单等方法来捣乱,所以必须安抚他们。另一方面,不论我是不是老兵,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对政府构不成威胁。会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许我该重返校园,可能这才是长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还提供奖学金的时候。我从军之前,才刚在南开大学念到大二。不过我不想再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出现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我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系单位等。我有了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念新闻可能是不错的主意。在新闻的领域彰显自己,不但比较刺,机会也比较大。我曾听当时亡昆明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说,一旦下一年他们在天津复校后,计划设置新闻学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报》的剪报,并附上在《抗战报》时工作的概况,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注册组去,希望可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至少确认我换主修学科时,不会丧失太多资格。大学的回复如下:“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量。”我的询问就此打住。校园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官腔官调。

  为何不放弃大学学位,直接进入报界工作呢?我在共产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上海的两大商业报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债券价格,却对我的战争见闻不感兴趣。我唯一想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当时仍是中国教育精英的灯塔,受到我这一辈年轻人的景仰。我还去找一位以前认识的人,他是该报上海办公室的通讯社编辑。我去找他时,他在办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间内,刚从行军上醒过来。谈了数分钟后,我打消问工作的念头。《大公报》存在了我个人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除了抗战胜利后的财务及重新定位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即将开打的内战,到底要支持国民还是共产,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话。

  到了11月,接管军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军的总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无锡。副司令长官郑国却被留下来,监督军第六十一师团整修国道沪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于下列的背景因素:

  战后不久,我们的想法是解除军的武装,尽快送他们回国去。大上海地区的军在缴械后,被送到江湾的战俘营区。但是,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们回国。我们当时拥有的运输工具绝大部分由美国提供,正忙着将政府人员从重庆送回南京,把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北部及东北。在这样的情况下,遣送军不被视为当务之急。然而,只要我们留他们一天,就要养他们一天。因此为何不叫他们工作呢?很合逻辑的想法,但修复道路的工作并不需要由中将来监督。原因出在汤恩伯将军既然无法让他的第二副手在总部有事做,于是很大方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暂时不成问题,让郑国有借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无意义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无锡。

  这样的安排对我再满意不过。工程军官莫少校和我必须安排前置作业,花很多时间在户外。这时没有更称我心意的事了。打从春天从缅甸回国后,我大半都在游。抗战胜利的兴奋既然已经结束,这项工程不但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让我分心,不去担心工作、事业、学业、遥不可及的安等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军已缴挖掘壕沟的工具、手推车及卡车。每当我问起这些工具时,上海后勤司令部的军官照例道歉连连:他们不知道工具放哪里。每当我去仓库和军械库时,第二负责人同样道歉连连:“主管不在,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些工具交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烦黄参谋再过来看看。明天主管会回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几天后,我发现军第六十一师团总部有位会讲英语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和其他军告诉我这些器具的确定放置地点,不但有工具,还有水泥、木材、绳索、木等,是数周前才缴出的。我领着第三方面军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仓库和军械库。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们的办公室一趟,如果负责的人不在,不管谁代理,都要给我十字锹和铲子。军已准备好要上工,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万元去养他们。副司令长官会问我工程为何耽搁,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当场打电话给郑将军。如果没有施加威胁,修复工作不可能顺利进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处了。六十一师团的工程军官缴一份计划书,一开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内容:工程的目的、应有的规模、大体的方向和重点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装点门面而已,计划书上的每个细节都可以彻底执行。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总看得到准备就绪的士兵。事情从不出错。在工程期间,他们分配到村里居住。虽然已经解除武装,仍然由我们七十四军的部队来看守。我们一度担心战俘和居民之间会起冲突,因为军在战时的残暴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过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结果风势太强,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被烧坏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军已经和屋主和解。一整团的人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来赔给屋主。郑将军得知此事,很可怜他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补给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做。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军穿着的羊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止和以前的敌人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升到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真心替这些日本人难过。他形容日本被轰炸,就像被垮的西瓜一样,沦为盟军的殖民地,这时即使是我们身旁那位会说中文的日本通译员,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我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参谋身份来教训这个小连长,反而被他高贵的纯朴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军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让我的心思离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军旅生活和我曾体验过的愚蠢和虚度生命大不相同。沪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运输要道,地理上相当于美国纽约到华府的公路。不过,这条公路从来没有铺好过。在日本占领期间,路面由于滥用而损坏严重。军完全避而不用,因为沿路容易遭到中国游击队的埋伏狙击。他们宁可改用铁路或水道,在溪及运河密布的水道上,他们的马达船可以快速前进于广大的地区。在战争末期,盟军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登陆,这种立即威胁更使军毫无整修道路的因。我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时,发现部分木桥已经摇摇坠。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车行驶速度还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时,村民往往开挖沟渠,用来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为车辆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开吉普车通过沟渠密布的路段,如果我运气好,大可顺利通过,不会出事。但我在最后一刻才看到一条大水沟,紧急踩煞车,前轮因而绷紧,承受所有的压力。我从猛烈的振动中回神,庆幸只有前轮轮轴坏掉,我的内脏及脊椎安然无恙。我等了三小时,才等到兵开着军用卡车来,是在修复队执勤的六部卡车之一。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守卫、战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坏掉的吉普车垫上临时做的木板推上卡车。

  我们进行修复工作时,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材料,绝对称不上是工程壮举。如果没有后续工作,我也无法保证路面能持续多久。不过,工程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与对大众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从小学开始,对日本人虽有种种情绪,却从来没有想过合作的可能。

  从那段时间以后,我持续远离安。我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样,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辛妮身材娇小,皮肤光滑白净。但是,我和她出去时,所引起的注视比不上和安同行时。我去找辛妮时,不必等待。她会尽快从楼上飞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脸上有无化妆。她常问我问题,例如陆军上尉和海军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个比较大。有一次我对她抱怨部分军官没有品位,穿西式军时,却又穿着有装饰鞋钉的靴子。她说:“也许他们希望踩在烂泥地上时,不会脏了管。”

  辛妮乐于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时,前方忽然跑出一辆脚踏车。我不太会开车,当然立刻用力煞车,根本不管离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惊慌的是,车子居然发不动了。引擎盖下的电瓶发出柔和的低鸣声,但马达还是无法活。我事先已经被警告过,这辆车的马达可能有问题,因此试了好几次后,我把车子——辛妮称之为“吉普车辆”——推到路边,然后打电话。回到吉普车旁时,我告诉辛妮,我回去见将军会迟到,必须改搭电车。我问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车旁等待,军队里的技工会在一个小时内出现,带她回家。她只问我,如何对技工说明车子的情况。依我的理论,是因为电线和磁场不合,但这种说法对她而言稍微复杂了些,我于是用中国驾驶的惯用说法:“马达的齿轮卡住了。”后来她如实转达给维修人员,他们就了解我的意思。我怀疑安是否会同意帮我忙,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子开口请她帮忙。

  有一天,我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辛妮答应我的请求,偷溜到我的营房,在我的上睡了两个小时,我则在边工作。她醒来时,对我微笑,我于是抱抱她。她脸上仍然挂着纵容的微笑,一边喃喃着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间,我不能说不动心,但多嘴的我又问:“你确定吗?”

  “当然,”她说:“只要你最后会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也很有威胁,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贯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头。她父亲在上海有个稳当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国文学的大学学位,抛弃学业在店里当助理,负责值夜班。他结婚后搬出家里,但租屋离家只有几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饭。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从重庆搬回来,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一阵子,好找工作,但没有人在意他们会住多久,不管是三个月或三年都没有差别。我去过辛妮家,拥挤并不成问题。只要和家人达成协议,商量轮用洗手间就可以了。我受邀进入其中一个卧房。我们在地上铺张毯子,像野餐一样,坐着玩牌。我喜欢她的小外甥,让他骑在我的肩上,背着他上楼,教他唱:“谁要买小孩?我们有小孩要卖!”但有一次我太过兴奋,忘记楼梯顶的门楣很低,结果小男孩的头就撞到了。他放声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蔼笑着,把小孩抱走,一边说:“没关系,不用担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们也应该不介意才对。所以人人都应该结婚,生计不成问题,人口过多也不是问题。人愈多愈好,因为大家可以彼此帮忙,这样的精神持续推动中国,不论是战争还是承平时期,不论是贫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时就学会反抗文化的强制力,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没有就读林彪的抗军政大学。他们开始对生活的每个层面贴上“主义”的标签时,这种强制力道更形强劲。也许正因如此,我经历人生中的种种象,有时爆笑,有时哀凄,有时发人深思,可以说这并非意外。我生于1918年。次年,五四运动诞生,领袖人物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伴随着我成长,不断在耳边回响。辛妮可以质疑我:如果我要的无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高门楣,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把孔子牵扯进来。她说的可能没错。但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总是一起出现,如果你屈服于其中一项,你也必须屈服于其他。因此,虽然上的娇小女孩仍然保持着淘气的表情,牙齿轻咬下,嘴角尽是笑意,但我的热情早已冷却。

  下一次安来电问我近况如何时,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闲事建议我:“朋友,千万别想和那女人结婚,否则你会后悔。”

  “为啥?”他虽然直言无讳,我却不会太生气,以为他不过是忌妒我有这么令人羡的对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告诉你吧,朋友,因为太太比丈夫聪明绝对没好处!”

  我下怒气,心里却不得不承认: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聪明,说的一点都没错。她不时展现她的敏锐聪慧。有一次,她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她哥哥不过是花花公子。这种说法立刻活我的防卫机制,我想不起来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环游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要有钱才能当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钱再谈玩乐,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没有钱,就用别人的钱。”

  我无法理解,她也从不解释。我转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口红印,腔疑问,不知从何问起。

  我们去看电影《简爱》,这是她决定的。虽然我全神贯注,最后也只能承认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欢平克劳斯贝(BingCrosby)和琴姐·罗杰斯(GingerRogers)的电影,因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欢《世佳人》和《煤气灯下》,原因是事先已经看过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没有中文字幕的《简爱》,当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我“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儿俄文或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文,集中火力,专心去学好英文。

  我们下次见面时,安带我到码头附近的一家书店。她已经订购一本《浮华世界》,要我保证从头到尾看完每个字。她还给我她以前的历史课本,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我很听话,正好背袋已经变空了,于是随身带着厚厚的书,带到东北,又带回来。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有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后,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玩别人的钱,但我乐意玩玩语言与文化。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定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旁时那种莫名的紧张感觉。

  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处。现在即使以丰富的词汇,我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如何走到今的处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国人结婚,并且决定留在中国,通常会备受好评,被认定具有异国品味,心高尚,愿意和中国人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往相反方向飘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了,很少美国人会相信,我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地,他们认定我们是到已开发工业国家去追求物质上的舒适,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设备。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自有几分道理。以我的情况而言,因为我必须以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语言来书写,批评家可以轻易指证我模仿笨拙,思想肤浅,这种说法其实不算错。在美国永久居留了数十年后,我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我不知父亲会做何感想,记得我十四岁时,告诉他小泉八云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或美国人,后来才成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父亲说“对他的祖国真是一大辱!”对他而言,公民权就是国籍,是由出生决定的。

  不过,不论是高贵或可,另一边的草地总是比较绿。有时为了求变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绿色及紫,虽然我平常比较喜欢蓝色。说来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做到。因此,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欢,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父亲很有适应能力,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会了解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觉跨过了文化疆界,我的见证可能有部分的参考价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混合背景的人。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平等,但从我的观点来看,却代表一场撤退回中国农民式纯朴的运动,以便于管理。为了保持公认的传统价值,必须去除穿高跟鞋和留着长卷发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口红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蒂(CharlotteBronte)或萨克雷(Thackeray)。《简爱》和《浮华世界》能提供什么呢?年轻女爱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贞的寡妇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入狱时,不忠的子在家款待仰慕者。仿佛这些还不够腐化似的,还有少女在教会学校为食物而大打出手,男生被鼓励互,用金钱当奖赏!在中国要度益复杂,没有这些扰攘,中国人会过得更好!

  难道我的生活不也变得很复杂吗?有时我会这么认为。也就是说,有时我会疲于多边的人际关系,不会引以为乐。这时,多希望能将的经验换更基本的事物,例如我可以完全处理的简单问题。然而,当我再细想时,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有同样的念头吗?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庞大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突然之间必须响应现代世界的挑战,难怪会产生种种矛盾与复杂的问题。就我所观察,每个具有个性、力量或野心的人,无不想以组织上可以管理的方式,试着解决问题:蒋介石借着冥思的训练和伪装。泽东用辩证的权威,把所有意见转成群众路线的唯一选择。一度被指定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进一步简化。史迪威为中国而努力,只打算处理一部分的问题,剩下的留给其他人。几乎是我父执辈的郑国,坚信所有的难处都可以被耐心所克服,组织的不足绝对可以用公正和善意来弥补。那个七十一军运输部队的张上尉,那个“小连长”可能比我有资格做他的门生。趋向简单化也影响到日本人。冈村宁次在握紧拳头参加受降典礼前,一定也会和战友有同样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担起领袖角色,日本人的一丝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协助亚洲从混乱中打造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也就是诞生自这个简单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对上述种种途径的偏好,但问题在于:谁成功了?

  将中国纳入现代世界的任务,可能尚待完成。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将现代西方的种种观念及原则融合而一,其规模之大尚属空前。但在美丽的辞藻得以落实之前,我也许必须继续扮演失败记录者的角色。除非过去的所有不足之处都予以揭,很难了解想象问题的层面有多庞大。在所有的神话都被解构前,任何对未来的蓝图都不过是幻想。

  和我在国民或共产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已获得平反。他一度享有高位,像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认定思想正确,受邀回莫斯科写作及出版。近来他却不再受到这样的肯定。他上一回见到我妹妹时,传达对我的劝告,并说我如果留在中国,一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的观点仍有歧异之处,但他同意替我将在北京出版的书题辞。我应该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让自己陷入困境,但总有办法避开致命关卡。

  最后再说一件事:我几乎拥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设备及马桶就在卧房旁,只不过近来水管有些问题。房子屋顶很高,因此正值青少年的儿子虽然已超过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跑,头也不会撞到门楣。不过,最近内人说,我们的暖气费用高得离谱,也许应该考虑搬家。
上一章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下一章 ( → )
恶魔小说网提供黄仁宇著历史小说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最新章节,如果您认为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不错,请把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最新章节加入书架,以方便以后阅读。黄仁宇撰写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为虚构作品,请理性阅读勿模仿故事情节。